配资操盘门户 一孔之见：阳明心学，最精彩的还是“知行合一”
文：舒生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中期讲学提得最多的概念，主要针对当时学人知与行普遍割裂的时弊而提出来的。
在王阳明看来，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这个“知”，不是简单的记住了，理解了就是知。要在今天，王阳明一定会批评那种“知道了很多道理，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的观点。我们所谓“知道”，在他看来只是未知，或者说只是知道一点皮毛，或者只是知道一点似是而非的东西。
王阳明一再告诫弟子：“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以谓知。”在他看来，知行是一元的，当做两样来看，就偏离了圣学功夫。所以他说：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
知与行之所以分作两说，实际上是就本体功夫不同方面而言的。
王阳明论知与行的关系具有很强的辩证意味。在《传习录答友人问》的一个著名段落，他阐述道：
“知之真笃即是行，行之明察即是知。若行而不能明察精觉，便是冥行，便是学而不思则罔，所以必须说个知。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学则殆，所以必须说个行。元来只是一个功夫。”
这就是说，知与行的对立只是表象，在更深的层次，它们是高度统一的。而且知与行都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时，知不是简单的识得某个知识，而是来自于个体的深切体悟，非如此不可能有真知。对于如何达到真知，王阳明并未从给出一套精进方法，但如果我们将他所强调的知的意蕴，与布鲁纳的认知维度理论联系起来，会发现后者为前者提供了一种绝佳的认知精进的方法。
知的最初级是识别、回忆，简单说就是记得住、想得起来；
第二级是理解，其认知过程包括解释、举例、分类、总结、推断、比较和说明等；
理解更上层楼是应用，其认知过程包括执行（熟悉的任务）和实施（不熟悉的任务）；
应用之后是分析，包括区别、组织和归因三个具体的认知过程；
再后是评价，其认知过程包括检查和评判，检查涉及检验知识内部的矛盾或错误之处，评判涉及基于外部的准则和标准进行评判，是我们称之为批判性思维的核心；
最后是创造，涉及将要素组成内在一致的整体或功能性整体，在原有事物上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其过程一般有三个阶段：首先是问题表征，即试图理解任务并调用知识形成问题解决方案；然后是审视方案计划的可行性及相关细节；最后是方案执行。
通过对布鲁姆认知维度分类的粗略介绍，我们可以发现，它在方法层面大大超越了王阳明的真知论。用于追求任何真知，都不失为一套有效的方法。
但这里也有显著不同。布鲁姆的认知维度分类主要处理的是中性的认识论问题，而王阳明的真知论则以伦理道德为旨归，也就是说，前者侧重如何获得真知，后者侧重在实践中精进道德修养，带有浓厚的伦理色彩。
“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底彻根，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这里，王阳明说的克倒一念不善，即是持传统的严格的道德主义立场。
讲学后期，王阳明屡屡以“致良知”之说否定中期的“知行合一”说。他认为“知行合一”的表述不若“致良知”精当透辟。但在一些学者看来，二者在王阳明的语境中并无根本不同。
致即是行，而良知初看之下是前期知的升华，但王阳明所言的知，无不是代表最高理想的圣人之知，而在当时，良知与圣人之知实质是等同的，因此致良知必然要求知行合一，知行合一必然致良知，二者言有别而意相同。
二者虽然实质相同，但“致良知”的提法我觉得还是不如“知行合一”恰当。我这样看倒不是因为我认为“致良知”不如“知行合一”好，而是觉得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一方面，可争议的地方较多，另一方面，在提致良知时，他不在把它局限于道德修养，而是试图以此解决一切社会问题，概言之，他的宏伟目标是以良知治国。这个目标客气地说，是太理想，不现实，不客气地说，就是儒家天真的以德治国的老调重弹。
中金则指出，向前看，降息预期将提供公司估值催化、同时融资租赁业务增长亦将有助于缓解市场对于公司扩表压力的担忧。公司当前估值仍处历史低位、建议关注降息窗口对股价修复的催化作用。
以良知治国兴许比以德治国更近了一步，但指望这一步来拯救积重难返的封建社会，注定是螳臂当车。
就这此而言配资操盘门户，我倒觉得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更精彩，更有针对性。每次读到“知之明察精觉即是行，行之真切笃实处即是知”，都不由得产生一股强烈的振聋发聩之感。